那一夜，老古没有合眼。
古时月离开正屋之后，屋里安静得像一座坟。火盆里的炭火还在烧，但已经暗了下去，橘红色的光变成了暗红色的灰，像一只快要闭上的眼睛。老古坐在竹椅上，没有动。他的拐杖靠在椅背上，那条伤腿架在小凳上，旧羊皮滑落了一半，垂在地上，他没有去捡。窗外的风时紧时慢，吹得窗纸哗哗响，偶尔有一声猫头鹰的叫声从远处传来，凄厉得像婴儿的哭声。
他在想边关的事。不是具体的某一场仗，是一个人——赵宽，那个把他从积石山下背回来的人。赵宽比他大五岁，凉州人，家里三代当兵。他总说，“当兵的命不值钱，但兄弟的命值钱。”后来赵宽死在了朝廷的刀下，不是羌人的刀。他带人去讨饷，被抓起来说哗变，砍了头。老古连他的尸首都没见到。那天晚上老古一个人坐在营帐外面，喝了一夜的酒，喝到天亮，喝到吐，吐完接着喝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在战场上救了三条命的人，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。
后来他想明白了。不是想明白了为什么赵宽会死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这个天下，能把人当人看的，只有自己的兄弟。朝廷不会，官府不会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不会。只有跟你在一个锅里吃饭、一个战壕里挡刀的人，才会在你倒下的时候把你背起来，走四十里路也要把你背回来。
古时月要去冀州。那不是去打仗，是去送死。但老古拦不住。不是因为古时月倔，是因为古时月说的那些话，每一个字都砸在了他的心口上——“如果我不去，张角必败。他败了，天下会死更多人。我去，也许能少死一些人。”老古听过很多人说话，在边关听过将军训话，在郡城听过郡守讲大道理，但没有一个人的话像他儿子的话这样，让他觉得不答应就是罪过。
可那是他的儿子。他唯一的儿子。
老古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，捂在脸上。手掌粗糙，像两块老树皮，贴在眼眶上，硌得生疼。他没有流泪，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流过泪了。但他的手在发抖，抖得厉害，怎么都按不住。他想起古时月五岁那年的冬天，发高烧，烧得说胡话，他抱着儿子在雪夜里走了二十里路去找医匠。那时候他一条腿还好好的，走得飞快，雪没过了脚踝，他一脚一脚地踩下去，不知道冷，不知道累，只知道怀里这个烫得像火炉一样的小东西是他的一切。医匠说再晚半个时辰就没救了。他跪在医匠面前磕了三个头，额头磕在石板地上，磕出了血。那时候他想，只要这娃能活，让他干什么都行。
现在这娃活了，十六岁了，比他高了，能打能练能带兵，比他这个当爹的强。现在这娃要自己去送死，他这个当爹的，却连拦都拦不住。
老古把手从脸上放下来，低下头，看着那条伤腿。这条腿是他自己打断的，他从来不后悔。但今天他后悔了。如果这条腿是好的，他就不用让石三去。他可以自己去，跟他儿子一起去。儿子在前面走，他跟在后面，像古时月五岁那年一样，不管多远，不管多难，他都能把儿子带回来。但现在他不行了。他连从院子走到村口都要拄着拐杖，走快了就喘，走远了就疼。他去了不是帮手，是累赘。
他只能让别人去替他保护他的儿子。
老古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火盆里的炭火彻底暗了，屋子里的温度一点一点地降下去。他没有去添炭，就那么坐在黑暗里，听着窗外的风声，一下一下地数着自己的心跳。数到不知道多少下的时候，窗纸上透进来一线灰白色的光——天快亮了。
老古拄着拐杖站起来，腿麻了，站不稳，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缓过来。他走到门口，拉开门。冷风像刀子一样灌进来，割在脸上，割在手上，割在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上。他没有缩，就那么站在门口，看着东边的天际。一线灰白色的光正在慢慢地洇开，像有人在宣纸上滴了一滴淡墨。他站了很久，久到那线光变成了半个天，久到院子里的鸡叫了第一遍，久到灶房的烟囱开始冒烟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一瘸一拐地走到后院。
石叔已经起来了，蹲在廊下磨刀。磨刀石上浇了水，浆是灰色的，顺着刀身往下淌。他磨得很慢，一下，一下，一下，节奏像心跳。他看见老古走过来，没有站起来，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只是抬起眼皮看了一眼，又低下去。老古在他面前站住了，没有坐下，就那么站着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跟了自己十几年的老兵。
“石三，”老古开口了。声音沙哑，像是被砂纸磨过的，每个字都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沉重。
石叔手上的动作停了。他把柴刀放在膝盖上，抬起头，看着老古。他看见老古的眼睛里有血丝，红得像要滴血。他看见老古的嘴唇在微微发抖，虽然老古的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。他在边关跟了老古十几年，从没见过老古这个样子。
“你跟我儿子走一趟。”老古的声音忽然稳了下去，稳得像在说一个军令，“把他活着带回来。”
院子里安静了一瞬。风从后院门外吹进来，把石叔灰白的头发吹起来几缕，他没有去理。他看着老古的眼睛，那目光里没有犹豫，没有害怕，只有一种他太熟悉了的东西——一个老兵把最后、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另一个老兵时的信任。
“诺。”
一个字。石叔说这个字的时候，声音不大，但很重，重得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。他在边关接军令的时候，说的就是这个字。那时候他说“诺”，是给将军听的；今天他说“诺”，是给兄弟听的。
石叔说完这个字，低下了头，拿起膝盖上的柴刀，继续磨。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节奏没有变，力道没有变，但他的手指在刀背上停留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一些——像是要把这把磨了十几年的刀磨到最好，好到能替他挡住所有冲着他儿子去的刀子。
老古站在那里看了他两个呼吸的时间，然后拄着拐杖转过身，走了。他一瘸一拐地走回正屋，把门关上了。门关上的声音不大，但石叔听见了。他没有抬头，继续磨刀。磨刀石上的浆干了，他倒了点水，继续磨。他不只是在磨刀，他是在做一件只有老兵才懂的事——把自己的心磨硬，硬到在千里之外的冀州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慌。因为老古把儿子的命交给了他，他不能慌。他慌了，少郎就回不来了。
灶房的烟囱冒出了第一缕烟，吴伯起来做饭了。铁娃的屋里亮起了灯，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起来，先去看一眼兵器架上的黑棍子，再去叫新兵连的人起床。院子里有了活气，有了人声，有了新的一天开始之后才会有的各种细碎的声响。
石叔把柴刀磨好了，对着晨光看了看刀刃。刀锋上有一线白光，像冬天河面上的冰，薄薄的，冷冷的。他把刀插入腰间的木鞘，站起来，走回自己屋里，开始收拾行装。他带的东西不多——两件换洗的衣裳，一包干粮，一壶水，几贯钱，一把柴刀。他把包袱扎紧，背在背上，走出屋子，站在院子里对着东边的晨光吸了一口气，把凉气深深地吸进肺里，像是要把陇西这片黄土塬上的所有气息都带走。
他没有去看老古的正屋。他知道老古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。他不需要去看，也不需要去告别。他们之间不需要那些。一个“诺”字就够了。
